周周大力推荐的一本书，因为不贵，便买来看。闻一多，唯一的一点点印象就是革命烈士，死于英年，至于怎么革命，怎么死的已经不记得了；文学上的成绩是写过〈死水〉，我不怎么喜欢的新诗。还有就是他在〈诗经〉〈楚辞〉〈庄子〉上的研究。
   〈唐诗杂论〉很薄，不过六、七十页的样子，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杜甫的章节，明显的个人崇拜，显然已经达到如黄河之水，滔滔不绝的境地。倒也是字里行间这种大憎大喜的情绪让闻一多的形象生动了起来，想来周周也是因着这个才喜欢这本书的吧。
   或许是五四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共有的特性，闻一多批评起别人来，也是毫不留情，刻薄得很，但文字流畅华丽，嬉笑怒骂，别有一番真性情在，才气也就自然而然地显出来了。说起做学问，做批评的能力来，闻一多该是不逊于胡适的，有些话过了，有些话错了，但能自圆其说，而且是个投入情感做学问的人，算来是不错的了。反正我从来就不讨厌刻薄。显然他的英文很好，毕竟是在那里留过学的，只是引用的一些英文诗句，不加翻译，看起来还真有些不知所以然，不过，估计那时候的知识分子都是看地懂的吧，是我自己浅薄了。
   〈诗的批评〉里对〈冬夜〉的评论是够让俞平伯寒上好一阵子的，夸上一句作者的音节凝练、绵密、婉细，接下来就开始一连串的批评，机关枪似的，连个喘息都不给：缺乏想象力，语言罗嗦，没有意象，情感不过是二流的（教训、说理，脱不了这人间，少有写爱情）；最终归结到是对词调的过分关注妨碍了诗的表现，而当时流行的所谓“平民化”的倾向，则是对诗最大的伤害。白话自然好似要提倡的，民众也自然是要服务的，只是诗是艺术，不能因了为民众的目的而伤害了诗歌的艺术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：你俞平伯还不如去写散文，要教化要哲理都可以，别来倒腾什么诗歌，生生地把新诗给毁了。
   关于诗歌民众化的争论是至今不休的，只是诗坛近些年来是愈加清冷了，闻一多这样的批评者更是找不着了。理论上，似乎什么都可以入诗，但这样的诗是不是有可能写好，或者又到底如何去写好，看来暂时是没人解答得了的了。
   接下来说的是〈女神〉，分了两章，闻一多应该是计划好了的，先说好话，再来上一段批评。先一章是说女神之时代精神，“若说新诗，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”，开章便是大大的褒奖，对于喜欢的东西，闻一多一点也不吝惜赞美的词汇，同样也是机关枪似的，把他觉着的好处全部倒出来。而就在下一号的〈创造周报〉上，却集中了对于郭沫若作诗过于欧化的批评，还称其为一个只爱祖国，不爱祖国之文化的诗人，也算得上是严厉的话了。
   文气骨气才气本来就没什么比例关系可言，所以，或许真该庆幸闻一多没有活得太久，没有活到郭沫若写出另一种新诗的日子，都不能想象这样一个人批评起那样的诗来是怎样的吹胡子瞪眼，或者是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干脆拂袖而去。